从古人的智慧中领悟中医的精髓

       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在近代屡屡遭到废除的威胁，今人未能领会中医的精髓应该是原因之一。中医具有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整体医学模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医的复兴指日可待。本文转自中医书友会，介绍了中医蕴含的人文精神、方法论及学术成就。

作者/彭坚、阳太 ⊙ 编辑/王超 

        本文是彭坚老师关于古代医学文化的采访，读来畅快淋漓，令人意犹未尽。“孔子重乾道，尚阳刚之气；老子重坤道，尚阴柔之力，这一阴一阳两种哲学体系的对峙与交融构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主流精神。”彭老师的解读让我也好想回到校园，听听这门“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课呢！ 

关于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对话

阳：去年您在湖南中医学院开设了“中国古代医学文化”选修课，这门在全国中医学院率先开设的课程，据说反映甚好。能谈谈您开设此课的初衷吗？

彭：我酝酿开这门课，为时已久了。中医这门学科，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中国古代文化这棵大树结出的一枚硕果。中医能够治病，全凭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和长期的历史经验可借鉴。

当代西方的科学精神是讲究分析、定量、实验、逻辑，而古代中国人走的辩证思维、内省顿悟之路。这至今仍是中医最重要的思维特点。对于医学这样一门以实用为目的的学科来说，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论，是非同寻常的，在当代自然科学中，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阳：中医有句名言，叫作“医者意也”，说的是这回事吗?

彭：不错。学中医强调“悟性”。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取类比象、形象思维等等，无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如果只是想学一些中医治病的有效方药，这不难做到，但要学到中医的精髓，能够由意达悟、通神运微，使思维进入理论与临床高度统一的境界，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作为根基，是难以培养出这种悟性的。

阳：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当代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人才，而是人文学科的人才。他要求他的博士生能背诵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中央电视台1月24日作了报导。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彭：对杨叔子教授的观点，我深表赞同。我认为这不单纯是表露了一个当代科学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呼唤。

20世纪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创造的总和，但是，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破坏。21世纪，应当给予科学注以更多的人文精神，使人类不致于因为科学的发达而毁灭自身。很多有远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阳：哦！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给医学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吧?

彭：是的。医学是人学，是治病救人的一门科学，不能把人仅仅当成一种研究对象，应当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医学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已走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前面。现在由其他自然科学家提出这一问题，更能引起人们的警醒和深思。

阳：关于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您能就其中的人文精神多谈一点吗?

彭：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法自然”。他们的学说都是只谈人，不谈神，只谈生，不谈死，以人为本，贯穿着真正的人文精神。

假如“地球村”的人们都能采用这两种学说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未来世界的美好，是可想而知的。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和大放异彩的时代。老子的学说，则尤其被看好。

阳：我记得黑格尔说过：他从孔子的《论语》中看不到多少思辩的色彩，大半是一些道德的说教。

彭：在这个大哲学家的眼中，确乎如此。《论语》中谈伦理道德的言论居多。孔子认为要实现“仁”的理想，需要用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礼”；必须从每个家庭成员做起，这就是“孝”；应当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开始，这就是“德”。

这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成为了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抱负和行为准则。

张仲景《伤寒论•序》中的“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把学医与忠君、孝亲、仁爱百姓联系起来；孙思邈的《千金方•序》中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愈之，德逾于此”，把学医与修德等量齐观；宋代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元代理学家朱丹溪弃儒从医；都是受到仁学的影响。

清代名医薛生白之孙在其为祖父写的墓志铭中一字不提乃祖的医学成就，反而宣扬他跟随理学家讲学的轶事，被文学家袁枚怒斥一顿，认为：“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圣学莫如仁，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

在古代真正的读书人看来，当医生是实行仁术的一种重要职业。因而历代儒医多数注重品德修养。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龚信的《医箴》、龚廷贤的《医家十要》、李木延的《习医规格》、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无一例外地以仁为核心阐述了医生应有的道德规范。

阳：薛生白有个名号，叫“一瓢”，出自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精神的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以此为号，大约是明志吧！仁学对历代医家的品格铸造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彭：是的。古代医家，大多数都能安贫乐道，不凭医术发财。我始终认为：医生和教师，不应当走个人发财致富道路。否则，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崇高的，他们肩负的任务是神圣的。选择了这门职业，就应当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打算。

阳：孔子尚阳，重阳刚之气，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这对中医的学术也有影响吗?

彭：有。中医最有权威的学术流派“伤寒派”就是重阳气的。辛温解表、甘温健脾、温寒化饮、温通心阳、回阳救逆、扶阳抑阴等等，张仲景所创设的顾护阳气的方剂可谓异彩纷呈。医家偏爱用温药的风尚延续到宋代以前。直到元代医家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才纠正了这种偏向。

阳：提出这样针锋相对的学术主张，他的依据是什么？

彭：依据是宋元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他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相火，居于下焦。在正常情况下，为生命之火；一旦受到欲念的刺激，则妄动而成为邪火，灼伤人的阴液。人不可能没有欲念，因而人的一生总处在火有余，阴不足的状态中。朱丹溪本身就是一个理学家，说起这一套哲学道理来，确是振振有词。

阳：宋明理学是孔子学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有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命题，叫“格物致知”，也是一种儒学的方法论。不过，理学家是用它来研究伦理思想，不是用于社会实践的，其中唯心论的成分似乎很多。

彭：古代医学家掌握了这个方法论之后，用于医学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朱丹溪最重要的一种著作就取名为《格致余论》，他的“格物”就是临床实践，观察病人的证候表现。

由于他是浙江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北方，江浙一带地势低洼，气候炎热，他诊治的病人自然阴虚的多。所以他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看似有些偏激，其实是他长年“格物”获得的一种新知，含有地理学的宝贵思想。

明末吴又可“格物”，考察了他的时代“戾气”流行的特点，提出了反传统的观点，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传染病学家，其成就可与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夫拉卡斯特罗媲美。

李时珍的“格物”是考察药物，他说：“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其结果，是成就了一部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

阳：提到《本草纲目》，它的最大成就恐怕要数分类学思想吧。

彭：是的，李时珍按照“由贱至贵”的原则，将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在16世纪，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基本上勾勒出了世上万物由水生至陆生，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由矿物、植物、动物到人的发展过程，给后来的达尔文、林奈以不小的启示。

李时珍这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思想渊源，出自儒家的经典，如《尔雅》即明确地将事物划分为动、植、矿三类。分类学的思想，则有《易•系辞上》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儒家这种分类研究的思想对医家的影响不限于李时珍。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张介宾的《类经》，都是其卓卓者。

阳：孔老先生信奉“述而不作”，认为古人比自己高明，只要对古人的著作阐述明白就够了。这种主张对中医学术的影响似乎更大？

彭：不错，这种观点对中医学术的传承有很大影响。一部《内经》，从古到今，注家有400多位，注释《伤寒论》的人尚不止这个数，无数有才华有学识的医家投身到这个“注经”的行列之中。迄今为止，《内经》、《伤寒论》仍然被奉为中医至高无上的经典，无人跨越其雷池，无人突破其藩篱。

阳：一个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理论上没有根本性突破的学科，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彭：站在当代科学立场上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德国科学家、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满晰驳在中国考察了20年，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因为中医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有效的、始终如一的方法论，它可以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而独立治疗疾病。

毫无疑问，这个与当代科学迥然不同的方法论，是《内经》和《伤寒论》奠定的。历代注家从各个角度来注释、阐释、并融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使这种方法论更加系统、完善了。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注经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

当然，历代医家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更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一大笔宝贵的遗产。

阳：谈到方法论，“中庸之道”不正是孔子处理问题的方法吗?《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甚矣至乎！”“礼之用，和为贵。”

彭：中庸、中和之法，对中医的治疗思想影响颇大。《内经》中强调“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医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一切治法，最终目的是将阴阳气血调和到平衡的状态。擅用调节，是中医的特长。

阳：中医的治法有用“王道”、用“霸道”之分，不也是孔子的治国之道吗?

彭：这是一种比喻。攻法好似“霸道”，用刑罚治理国家；补法好似“王道”，用道德教化百姓。孔子是主张用王道，少用或不用霸道的。中医治病讲究扶正祛邪，总是考虑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仍是补多攻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大毒治病，衰其大半而止”，时时顾护到元气。孔夫子提倡施仁政、用王道的说教，历代统治者采纳的不多，倒是中医的用补法，却大受欢迎。

金代有个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病，落得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代有个张景岳，主张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尽管遭到清代大医家徐灵胎的严厉贬斥，《景岳全书》至今仍脍炙人口。

医生不能只治病，不顾人，应当避免药物对身体的伤害。如果用“王道”的目的是基于以上两点，不是胆小怕事，当然无可厚非。然而，真正高明的医生，应能全面辨证，当补则补，当攻则攻，以平为期。

阳：中医的养生之道是很有名的，孔子在这方面也有不小的贡献吧!

彭：那当然。比如他说，“人有三死，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是从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来探讨得病与短寿的原因。他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谈到了心胸开阔，情绪乐观与长寿的关系。

阳：这可不是单纯谈的养生之道。这段文字既描绘了一种美学境界，又饱含哲理。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知从中获得过多少启示。

彭：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一息相通的。领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就领悟到了中医的真谛。当然，对中医理论有重要影响的，不止孔子一家，老子的影响也许更大。

孔子重乾道，尚阳刚之气；老子重坤道，尚阴柔之力，这一阴一阳两种哲学体系的对峙与交融构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主流精神。所以，读读《论语》和《道德经》，领略一番古代哲人的智慧，反思一下20世纪科技发展的功过得失，对于刚走进21世纪的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也许是必要的。

阳：真是意犹未尽啊！有机会下次再谈谈老子和孙子吧。

来源：中医书友会第4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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